河南占据两位:王苏辛、郑在欢等90后新锐作家出版社该出手抢了

  相较网络文学写作,纯文学写作似乎更加考验人的耐心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作家很有可能都会处于籍籍无名的状态。在时代不断流转的当下,我们采访了一批纯文学写作的新锐作家,想要探究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而写?他们的加入又会为文学市场带来哪些改变?

  有人说,相较十几年前,近些年的文坛似乎没那么“热闹”了,既没有韩寒、郭敬明式的话题人物,也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奖项,新概念作文奖风光不再,萌芽杂志逐渐式微……一切都显得有些萧条。

  虽然近几年的文坛的确少了一些话题性。但一批新锐作家的出现,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生机,他们普遍是90后,也有一些85后创作时间不久的作家,其中的一些已经拿到人民文学奖,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,另外一些则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为数不少的粉丝,还有一些仍然活跃于老牌文学杂志的舞台上,但写作风格更加具备突破性和创新性。相较老一辈作家,他们的创作更加多元,聚焦范围更加细分,关照自我同时也映射了当下文学创作的图景。

  这些最新的创作者们,究竟拥有怎样的创作状态,他们对于文学的发展又抱有怎样的想法,他们对于自己这代人的写作又抱有怎样的期许?

  作家远子逃离北京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。他从2012年开始写作,此前当过书店店员,生物科技公司职员、以及文学编辑等,曾经能够达到月入2万,但如今,他已经回到湖北红安的乡下,做了一名全职的作家。关于他的选择,曾经引起了很大的热议。他曾对他的选择做过回答:他想象的是一种成本更低、质量更高的生活,他不想放弃自己的婚姻权、生育权和生存权,他想要退场,去拓展成功的边界。

  北漂十年,使得他的写作也大多围绕着自己的北漂生涯,几年时间他已经出版了3部小说集,其中《白日漫游》还入选了今年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。谈及今后的写作方向,他表示今后可能会继续写作城市,也有可能会写一些农村主题的小说,不过他本人还是更加倾向于流浪汉气质的小说。

  这些选择看起来都有些“任性”和随心所欲。但这正是当下新锐作家的一个典型,呈现出了极其鲜明,亦是极其独特的写作和生活状态,并且和这个时代紧密结合。

  和远子一样,杨好也是今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入围者,但她和远子生活经历显然大相径庭。她出身于一个文学家庭,家庭氛围使得她拥有了一个可以谈论文学的良好环境。但与此同时,她也在挣扎,因为一旦从事写作,就意味着她难免被贴上一些标签,在经历短暂的逃离文学之后,她决定坦然拥抱自己的身份。今年,她的《黑色小说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因为写作中独特的结构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也伴随着一些争议。不过,无论如何,她强烈的写作特色也代表了当下新锐作家的态度:坚持自我,并勇于表达。

  远子和杨好,他们的写作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。相较于85前作家们曾一度流行的书写青春疼痛。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,如今的新锐作家虽然也关照自我,但他们写作聚焦点更加宽阔,并且热衷于挖掘一些富有深度和广度的事物。

  正如成长于乡村的郑在欢会觉得有种使命,要向大家介绍乡村的生活,写出了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》,作家王苏辛则是自小学画,所以在她的作品中,你可以看到许多与艺术、绘画产生连接的内容,李唐自幼生活于城市之中,所以他会更加偏爱书写城市。而作家宋阿曼在出生地度过了十八年,此后求学、工作在天津、西安、北京三个城市,不同地域的生活经历使她对大小城市以及乡村的生活都有一些了解。因此,她的小说中既有城市职业女性,知识分子,学生,也有小镇青年,矿工,农民,以及夹杂在城市与县镇之间的年轻人。这些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,并从自身出发,不断延伸,各具特色。

  比起老一辈作家,现如今的作家们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,他们的写作与网络产生了更为深切的纠缠。作家远子是豆瓣走出来的作家,他的很多作品都首发在豆瓣上。也因此,与传统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,以往作家的作品都需要先经由出版社出版或者刊登在文学杂志上,才有机会推介给读者,但是现如今,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尽管也有像长江文艺出版社一般,挖掘出了杨好的《黑色小说》,并进行大力推介的情况。但对于新作家而言,这种机会毕竟是十分难得的。对作家远子的写作人气起到最大助推作用的,是他发表于豆瓣上的一篇爆款文章。而后接着便有源源不断的出版社邀约。如果说在以前,出版社和传统文学杂志垄断了作家们“被看到”的话语权,那么到如今,网络的功能已经分割走了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权力。

  此次本报采访的6位作家中,都在豆瓣上有着自己的账号。其中大部分都是如同远子一般的活跃用户,除了在上面展示自己的作品,作家们还会在上面展示自己的生活,日常思考以及文学评论。这些分享也使得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。而其中以远子最为典型,因为他的作品常在豆瓣阅读上有发表,所以能够经常看到读者的反馈,这些反馈中,既有对他的作品产生理解与共鸣的,当然也有不能理解的。对此,远子表示,自己会偏向于看一些积极的评论,以免让那些不好的反馈影响心情。这样的回答,实际上反应了一种现状,就是,相较以前,如今的新锐作家们,由于在网络平台上的活跃,与读者们的距离事实上是更近了的。以往的作家对于读者而言,多半是神秘的,尤其是老一辈作家,尽管已经到了网络时代,他们之中,能够与网络产生紧密联系,甚至能够熟练运用网络工具的还是少数。

  因为大多活跃在豆瓣这样的文艺社交平台,从事的也都是写作,所以作家之间彼此熟识也就不稀奇了。本次采访的几位作家中,有好几位彼此都是熟识的朋友。他们偶尔还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互动,可以说,网络社交平台的发达,使得作家的人格化更加明显,作家可以脱离文本,直接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各种探索。郑在欢就说,网络时代在他看来,有一个好处就是,能够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彼此之间能够互相交流文学理念。

  一方面是与读者的连接更加紧密,另一方面,则是在作品中不由自主地融入当下的一些网络产品,在作家王苏辛的小说集《在平原》中,你可以时常看到类似于“恋爱游戏App”“Q币”以及“直播App”这样的话语。这样的融入,也为她的作品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。

  从这些角度来看,新锐作家们也可以看作是“网生作家”,他们活跃在网络平台上,无论作品的创作还是呈现,总与网络有着联系。

  李唐和宋阿曼都觉得,目前文坛上的青年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相对较为丰富的状态。多元化固然是一件好事,但与此同时,也带来了一些问题。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知名度问题。作家郑在欢就说:被知道,对于当下的他们而言,非常重要。出版社在出版作品时,会更加偏爱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。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。

  提起现如今的新锐作家,大部分人大多只是对这一群体有些印象,但如果真的让人立即从脑海中提炼出一个名字,又会显得有些艰难。之所以打不开知名度,在李唐看来,可能是因为许多新锐作品可能还无法得到更多读者的理解。而作家远子则直接指出作品本身的问题:目前青年作家们的整体状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,很难读到真正有分量的作品。他援引了歌德在19世纪时谈论青年作家的话:“这些青年作家唯一的缺点,就在于他们的主观世界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,又不愿意去客观世界里找材料”。

  作家们要想获得一定的知名度,尤其是从事严肃文学创作,纯文学写作的作家,奖项是十分重要的存在。但在远子看来,目前文坛中的许多奖项,对年青人的宽容度仍然有所局限。一些比较新的文学观念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。新旧之间的拉扯如何缓解是一个难题。但远子认为,无论如何年青作家应该抱有一些独立的姿态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归根到底,不能因为去迎合而去妥协。

  除了知名度,全职写作者的生存境遇也不比从前了。远子以莫言举例,莫言当时的第一篇小说便拿到几十块钱的稿费,可是几十年过去了,写作者的稿费并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提升。作为全职的文学创作者要面临的顾虑也会更大。而这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优秀写作者的离开,或者无法全情投入。

  尽管面临着种种困境,但对于写作的未来,这些作家都秉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。从事写作的新作者们是一整个的大群体,而伴随着年岁渐长,这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力必然也会增强,只是还需要时间沉淀的问题罢了。

  李唐:初中的时候开始写诗,后来大学以后尝试写小说至今。最初是因为觉得人生虚无,前路都是被社会规训好的,路径都差不多,没意思。而写作可以给我另一种人生,可以让我躲进去,体会创造的快感。

  宋阿曼:我在出生地度过了十八年,此后我求学、工作在天津、西安、北京三个城市,不同地域的生活经历让我对大小城市以及乡村的生活都有一些了解。在我的小说中有城市职业女性,知识分子,学生,也有小镇青年,矿工,农民,以及夹杂在城市与县镇之间的年轻人。我不会给自己匡限题材,就目前的写作,我也不太想让自己擅长某一类型的题材,我希望写一篇有一篇的样子,空间与人物尽量能不雷同。

  王苏辛:我认为我们当代的大部分文学作品,它和这个时代本身的质地相比较,是滞后的,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一个作家,他应该有即时性的捕捉能力,更应该有意识培养自己作品的前瞻性,甚至必须对当下新出现的精神经验进行直接反馈。因此,我在新出版的小说《在平原》中,书写了一批精神上早熟,也对世界有一定敏感知觉的当代青年们的精神流变史。他们的精神记忆始于上世纪末,是在信息时代,在改变中的世界格局和城市化浪 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,渴望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。但二十五岁之后,他们纷纷意识到自己成长和人生的各种问题,以及贯穿其中难以回避的情感阴影。同时,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触及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精神经验,必须对此做出反馈。

  您在写作道路上有没有对您影响特别深刻的作家?他(她)从哪些方面影响了您?

  郑在欢: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并没有读过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,因为父亲是卖地摊书的,我读了大量的地摊作品,非常通俗的那种。所以从一开始,大师在我这里就是祛魅的,我没有迷信过任何大师,这源于阅读习惯,因为从小读那些地摊文学,我就是一边质疑一边读的,我始终不能完全相信与折服。当然如果非要说一个,我会说海明威,他让我意识到要写简介点,不要跟读者为难,每一个初学者都会犯的毛病就是卖弄。我及时知道了不要卖弄,卖弄专业素养没什么了不起,把作品写得在自己这边过关同时又能让读者读进去才是本事。

  人们通常说,一个人的写作与他的成长环境分不开关系。您觉得您的写作和您的成长环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?

  杨好:我不喜欢遮掩和回避,我在父亲书房里的成长期大于小学和中学的上课时间,“文学”对我来说既不是新事物也不陌生,所以那种鬼影重重反而给我带来的是对文学的胆怯,还有对“文艺”标签的反感。所以我说写作是一个祛魅的过程,不行动就瘫痪。

  远子:依我之见,整体状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,很难读到真正有分量的作品。歌德在谈到19世纪初德国青年作家时说,“这些青年作家唯一的缺点,就在于他们的主观世界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,又不愿意去客观世界里找材料”。我认为这句话放在今天绝大多数青年作家(包括曾经的我)身上也是贴切的。但必须强调的是,这不只是中国青年作家的问题,即使在西方国家,“伟大”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复存在(除了用作腰封上的宣传语之外),天才作为一种人格类型,已经在信奉民主式审美的现代性中消失殆尽,也许再也没有人能写出伟大的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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