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起阅读‖《论语》: “何为则民服?”

  《论语》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,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,至战国前期成书。全书共20篇492章,以语录体为主,叙事体为辅,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,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伦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。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,再加上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,总称“四书五经”。

  作为儒家经典的《论语》,其内容博大精深,包罗万象,《论语》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:伦理道德范畴——仁,社会政治范畴——礼,认识方法论范畴——中庸。仁,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,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,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“仁”。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,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,进而明确“中庸”的系统方法论原则。

  三山语文“一起阅读”栏目已陆续推出有关《论语》内容的解读,让我们一起走进经典,感悟经典魅力,收获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的快乐。

  哀公问曰:“何为则民服?”孔子对曰: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;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”

  2.19 哀公问曰①:“何为则民服?孔子对曰:“举直错诸枉②民服;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”

  鲁哀公问道:“我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?”孔子答道:“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,使他们位居不正直的人之上,则百姓就服从了;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,使他们位居正直的人之上,百姓就会不服从。”

  孔子认为,为政者,尤其是君主,在选拔人才时应唯贤是举,远离小人,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标准,让老百姓真心顺服。孔子提出的这种治国思想,也为后世挑选官员确立了新的标准,即任人唯才与德。孔子在此处论政,其中心是用人的问题。

  鲁哀公向孔子求教治国的方法,问他作为君主应当如何去做才能让百姓信服自己。其实,鲁哀公的这种疑惑也是历代君主最关心的事情。只有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,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,真正地理解孔子所给出的答案的含义。

  孔子的答案简洁明了: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;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”他告诉鲁哀公,君主在用人之时,应当多任用和提拔那些贤能之人,这样一来,民心自然就能归顺了,国家也会得到安定和团结。作为君主,若是错用了小人,让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得志,就是颠倒了用人之道,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志,自然会遭受到百姓们的非议。孔子的这一思想,成为后世君主选才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。三国时,蜀国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,临行前上表嘱咐后主刘禅:“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诸葛亮的这一观点,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。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,即便是放到现代,对提拔和任命官员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 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,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,都与重用贤才有关系。众所周知的“贞观之治”,正是唐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唐太宗即位后,先后任用了房玄龄、杜如晦为相,任命李靖、李、侯君集等人为将,任用魏徵等人为谏官,才造就了辉煌灿烂大唐盛世。“开元盛世”的出现,也是贤才治国的结果。唐玄宗任用姚崇、宋璟、韩休、张九龄为相,国家走向繁荣昌盛。后来,他任用欲壑难填、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,不仅国家迅速走向衰落,而且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巨祸,几乎葬送了唐王朝。

  在孔子看来,为政者若是想尽一切办法,通过各种权术让百姓臣服于自己,是霸道而不是王道。在这种统治下,百姓只是迫于高压或摄于利诱不敢反抗,根本就不是统治者的长久之计。而王道,则是利用道德规范令百姓自然地顺从,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,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固的。当时鲁国的政局混乱,朝政大权旁落,孔子也是借此婉转地指出了哀公的用人不当。

  现实中,“举直错诸枉”的为政之道谁都明白,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少。领导者想要真正取信于民,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管理,就必须有切实的行动,真正重用那些正直的人,远离奸佞小人的蛊惑。只有这样,才能营造出清明的政治,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乐业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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